进化中: 邹波:时间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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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波:时间机器

时间机器

文=邹波

1086年十二月，元�元年年底，年轻的宋哲宗还没有亲政，高太后垂帘，这一年春天，已贬官数年一心想做和尚的王安石去世，这一年秋天，刚在相位一年多的司马光去世，新法诸法于前一年陆续废除。王安石变法的老一辈敌对双方都已老去，新摄政的高太后是个保守派，于是，保守派的下一代继续活跃，但他们又迅速分化为三党。

正在这个时候，苏颂奉命改革天文。

"苏大人这是又要来变法了，我很紧张，他什么都懂。"——文德殿旁太史局的天文官从上到下都这么想。但据传苏大人是变法中唯一的中立者，从不搅和在其中，他要来太史局改什么改？

总之，这天一早，很难得，太史局的大伙儿到得如此齐整，时值隆冬，然而连不相干的春官正、夏官正和秋官正也来了——以往，此时是他们赋闲在玩的季节，但既已是冬天，他们在过去的季节犯下的那些观测错误已无法更改——他们也只不过是在此等待，与对面那间屋子里的百官一样。

宫里的时间比宫外要故意调快一更，四更报五更，相当于有六更，这既是为了催促百官早点到太史局斜对面的待漏院集合待命，也是为了百官在进宫的路上稍微能错开早市密集的商贩人流。"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汴京的商贩们起得越来越早了，大臣们骑马乘轿，沿途听见巷子里民间目测的天气预报，更板还在响，倒也差不多，甚至比宫里刻板盲目的预报还可靠，尤其是雨雪，路中依旧灯火微明，临进宫时，大人们又陡然在心中将时间调快一更，天也亮一些了。接着，大家拥挤在那重新幽闭的待漏院中，肃立，等待时间，开始各怀心事。

黎明，太史局的漏刻博士亲自挽起袖子一边燃旺火炉，保证漏刻供水不结冰，一边仔细校对时间，司晨则紧张地凝视着东方渐渐浓厚的紫霞，并注意日晷表面即将出现的第一下投影，以此校准漏刻的误差，司晨像精确的木偶那样，传牌，敲钟鼓——

不远处翰林院的天文院的报时几乎等时传来，兴许也是为苏大人的检阅，他们与太史局难得地和谐相应，若在平日，作为彼此监督的同类时间机构，他们互相诋毁对方的时间和天象观测结果，声称对方的时间"早于天"或"晚于天"。

接着，似乎由两院的鸡人（以前是真正的鸡）共同合唱——"天欲曙，淡银河。耿珠露，平旦寅。辟凤阙，集朝绅。日出卯，伏群阴。光四表，食时辰。思政治，味忘珍……"——是啊过去是真正的鸡鸣，现在报晓的是这种宫里的谣曲，不伦不类的，就好象是宫里的大自然生长出来的伪民歌，但渐渐也有了些讽喻。远处的市井也已开始嘈杂。

歌声中，大臣们像从沉思中释放出来一样，脚步就好象窃窃私语一样杂沓，穿过宫门，又散落开，成群结伙地走——如果你内行，一定能看出蜀，洛，朔各党人物，如今已经是后王安石时代了，反对派的下一代人当道，但这三党又各自分化，反而没有固定的政见，只是党同伐异，对人不对事。

宋朝的核心就是这些文官，他们代替了前朝拥兵的武将、节度使，管理国家，甚至带兵打仗，这个国家无法逆转积贫积弱的颓势，也无力真正改变唐朝成熟的社会制度，只有全盘继承，但以高度密集的文人官吏，意外地逆转了唐末打仗以来造成的野蛮的反文化潮流，也可以说是文化复兴吧。

然而几万冗员每年在增加，他们虽是平民出身，但是知识结构雷同，容易洗脑，范仲淹的庆历改制对他们的人数毫无影响，王安石变法，或者对变法的反对，最后都要增加官员，因为都只不过是要对监督者进行监督。

这么多重复的文人凑在一起，不能配合，反而是将行政管理的结构弄得很单一，而且文人之间互相倾轧，如此高密度地互相倾轧，自然痛苦不堪……也因此，宋朝虽然是个被高度书写的时代，很透明，史实资料很丰富，但多是个人回忆录，加上个人偏见又浓厚，政治斗争又卷入了太多的人，他们的回忆往往值得怀疑，需要更谨慎的分辨。我想象朝政中的议论越来越复杂如现在的国会辩论，关心鸡毛蒜皮的疾苦，唧唧喳喳好不热闹，实则又是更细化的利益斗争所驱动。

文人复杂又天真——他们有很强的理解力，且宽容，有心胸，但也有心计，而且又不求甚解，只从外部描述事物，并且怀疑，挑剔，因此你说是不是既好糊弄又不好糊弄。但文人逐渐是大众媒介了。洪迈曾经说过一笑话：甚至和尚遇见禅的问题，也会找儒人来寻求解释。但矛盾的是，中国始终并未有类似欧洲启蒙运动分化（或者说综合）出一种新的健全理性的、实证的知识分子（后来顾准试图在中国式牛棚里独自完成这一蜕变，不得而死），目前这样的文人集团，不得不在五四时又肩负启蒙和救亡的重任，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上对自己的使命和能力缺乏认识，被批评又极为伤自尊，往往容易互相攻击本来应与自己能力互补的对手，内耗不已，但我们所反对的往往又正是我们所无能为之的。

这是个"傲慢与偏见"式的矛盾，也是最让宋朝皇帝在科举改革中翻来覆去拿不定的——

若只重视诗词歌赋，则只能产生天真的文学家，若只重视实学如王安石变法的口味，则又会导致一大帮心胸狭窄的枯燥的技术官僚。

王安石这人，本来追求更真切的现实感，却因不接受常识和人性，陷入了虚无和混乱，他用人泥沙俱下，从不阻碍这些极端的言论，变法派喜欢在上朝的札子中开玩笑地说："连日地震唯有惊蛰的地震是正常的，因为老天只是把那个'惊'夸大了，连日洪水唯有谷雨的雨是正常的，因为老天只是把那个'雨'夸大了。"

当然，他们对天象的轻视，并没有战胜反对派欲将天象加诸他们的企图，很自然，没有信仰并不能使他们豁免于这"宗教裁判"。12年前——1074年，天下大旱，反对派纷纷上书说是变法惹的祸，而北宋皇帝必须遵循一个原则是：凡是有天象就必须做出反应，至于该如何反应，人人都说应该罢了王安石，于是虽然王安石奋力辩论天象的无意义，几乎唯物到要革了老天的命，他还是被罢相（当然，这个也和各地为了迎合改革而虚夸雨量有关）。只是神宗皇帝继续独自推行新法。这一年，改革派的沈括也来到司天监（8年前改为太史局）主持工作。开始了颇有争议的盲人卫朴的历法改革。很可能，这也是神宗想继续革新的表现。

当然，王安石改革中所能倡导选择的"实学"科目其实也很局限，主要是经学——经学只是一种很单调又很具体的哲学。中国的哲学纯粹都是用来批评，评价，并没有与真正的经验学科结合——因此，王安石所准备着手的那片广阔的公共管理、经济学的领域，他只是空有愿望，自己却并未获得这种"文艺复兴人"的头脑，于是他也并没有什么方法来促进它们的发展，就好象社会批评没有发展为社会学，而数学也没有从几何算术发展成为分析事物的方法。因此"多士人而学不兴。"

宋朝皇帝喜欢"异论相搅"，这样文人可以互相削弱，况且，当皇帝厌倦了革新的口吻，他又开始想起诗词歌赋中那些善良的东西，它起码崇尚美好的气度和心胸，能够容纳天下。中国人的善以及社会正义的情操还是回到了诗词文学的框架里。

在神宗和后来的哲宗看来，与改革派和保守派相比，苏颂是个特别的人，他似乎是一个健全理性的化身。在苏颂漫长又随遇而安的仕途中，无论他在哪里当地方官，但凡有修订制度的事——诸如法律，礼制，医药，外交，历史等——皇帝就会想起他。

比如自1004年北宋与契丹立下澶渊之盟，北宋已享受和平有7、80个年头了（这和平几乎与19世纪持续的和平对欧洲人一样重要），和平时期似乎最容易忘记过去的誓言和到期要兑现的承诺，但游牧民族似乎有完美的记忆力，不止一次有契丹使者"莫名其妙"地跑来索要土地，北宋皇帝并非吝啬，而是狼狈于"不查"，一问，竟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说得出事由，且不说远在1004年的盟约遗留的黄河流域的土地问题，就连近在1074年北宋与契丹勘界后遗留的土地问题，12年后也少有人记得。皇帝于是召苏颂回来整理对辽国的外交档案。

1086年，苏颂已经66岁，他与王安石是同年进士，王安石刚死，而他还要活在世上近20年，最后做到宰相，33岁之前他盲目跟随父亲的荫蔽到处做小官，或在京城待命，33-39岁，他的工作完全是在翰林院读国家的档案以及各种典籍，这些书不能带回家去，民间不得私刻，很少人能够读到，却是最重要的社会文献，对于这6年的阅读，他曾说："翰林编修真是儒中美官啊。"

之后他官职多变，时而是法官，提刑官，整理宋朝的法律，时而在翰林与司马光联合编写历史，时而主持整理草药学，时而主持朝廷的大型仪式，时而在危机外交时出使辽国，时而出知地方任父母官，兴修水利，在杭州发明了中国最早的自来水系统，或者担当主管物流的转运使——这一官职让俭朴的他收入稍微提高，得以供养家中众多女眷，1086春天他刚结束了母丧的丁忧，这三年他并不悠闲，有一年半是被皇帝召回"整理国故"。

苏颂渐渐颇有……后世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的风格（恕我只能用后世的西方人来形容这个中华前辈），他们的新工具是理性而不是主义，这也使他看起来立场不清，中国10万冗员大概几十年才能分化出这么一个四六不着的新知识分子……只是他很少议论新法，也不因私人友谊而改变立场，他的政治生涯不好也不坏，没有怎么卷入，但神宗曾说："我每次想提升你，结果总是一些小事情阻碍了我。"神宗倒也正是这么做的。

也许是因为，苏颂为官，在地方上是自由派，尽量给人民自由，回到京城中央，就立刻变成了礼法原则的化身，变得苛刻起来，他的中立也是无可依凭，只能依附于貌似能超越当下政治斗争的先王礼法。于是我觉得，与培根不同，苏颂的理性终究没有哲学支撑，而仍然只是不能使人格真正独立的经验，他也只能成为一个技术官僚。也于是，相对于"更容易精神独立"的其他文人，他反而显得迟钝，不够勇敢，而其他文人迅速掠过大片的真理。

1086年冬天，苏颂在主持编辑完了宋朝历代皇帝的敕令总集之后，就被新皇帝哲宗调去改革天文时间机构太史局。这并非偶然，每个新皇帝都不免要在重新开始的时候产生改革天文机构的想法。

于是这日散朝以后，白发刑部尚书苏大人果然就到文德殿旁的太史局来了。

地上是污水漫渍的痕迹，循着水迹就到了那个高大的院落，若非有特殊的改革使命，那是一个朝臣尽量远离的地方——按规定（汉唐亦如此，明朝也如此），卑微的技术官掌时间天象，是不能与朝中文臣相勾搭的，否则，人事与天象一拍即合，一定会让事情发生。

因此宫中对这些天文官有很多限制，不让他们和大臣往来，同时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考核也并不是按照文官的考课磨刊制度来进行，升迁非常缓慢，而且一旦当了这里的小官（除博学的大臣偶尔兼任的一把手职位），就得一辈子在这里供职，这样小技术官也受到朝廷那些文人的鄙视。

这里有些人是世家，有些人则是强迫来这里——自宋初天禁以来，曾四次搜捕民间的天文人士，因为害怕老百姓了解天象和国运。其中能用的人才，被强制安排在天文机构工作，也就是终生软禁了。这其中不乏人才，因为人们懂得打着经学中的《易》的幌子来研究天文，甚至开始将卜算隐藏在词中，如果你看到一个大男人用女人的口气写词，他很可能是在玩谶纬的游戏，在谈论命运……但长久之后，民间对天文的修习还是更少了，或者是更秘密了——即使天禁在开明的神宗等朝稍微松弛——渐渐地，司天监里真正的人才越来越少，多是庸碌混饭吃的人。

此刻这些人就列队在门前，迎接苏颂，身后是陈旧的漏刻，只是些普通的多壶漏，是唐吕才的制法——吕才用四个壶实现了漏壶水位均匀的变化，他还写过一本书，认为无日不有吉凶，他可能也是这世界上最迷信的人了。但奇怪的是，吕才这样迷信天象的人，并没有制造出一个浑仪来，而只造出了计时器。

但奇怪的是，宋初的文官燕肃创新的莲花漏却没有保存下来，这种漏壶用漫流排水的原理，只以三个壶就简化了吕才烦琐的思路，燕肃这个想法，得益于他在沿海当官，对大海潮汐的研究，这也是个自在的地方官，博学巧思，走到哪里，惟恐大家不用他的新法改造刻漏，一定要刻下石碑来记录制作方法，他却没有政治理想，皇帝几乎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燕肃，你这么无形，让我怎么提拔你啊。"——苏颂不由得不对他感到亲切，他们很像，可是，莲花漏这样的东西，却为什么失传了呢。

……想必这些壶中已经有了很脏的沉淀，加剧了水的粘稠，更缓慢了，有的甚至要紧贴着墙壁放置——比时间缓慢多了。而且时而堵塞，渴乌的口半天就得掏一掏，查验的时候，苏颂突然想到晋朝陆机对着一台陈年漏刻所写的："激悬泉以远射，跨飞途而遥集，伏阴虫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他不禁笑起来，文人啊，这哪里有什么可抒情的，那只是快亡国的宫殿里的老皇历陈腐的味道，水里漂浮着陈年的蟋蟀、蛤蟆，宫女们不敢捞出，不敢将玉手探入那些阴暗潮湿的容器。

这里除了这些时间机器，还有追踪天象变化的浑仪。一共有四台，不等苏颂发话，众天文官已在努力让能运行的机器都在竭力运行，机器发出黄道的铜环与铜球摩擦的声音，以及框架松动的咣铛声。这几台老浑仪，已经薄弱得不能运行了，它们的简陋也一望便知。

天文监生们卖力地以人力推动着这些浑仪，他们很是忐忑，以人多变的心灵和肉体，如何能模仿宇宙均匀的旋转呢，他们这样想着，这些浑仪转得快慢不均匀，似乎发出沉重的喘息，甚至时停时走，有时卡住，卡住的时候，他们下意识地看着窗外苍白的天空，一个多年的天文观测者，甚至在白天也能观测到星星的布局……但并非他们这些人……他们看到了nothiing……这是太史局里一片老气横秋的冬日下午，像一个破旧的磨房，昏黄的阳光掠过这些黯淡的球面，窗楞子的影子投射在监生们的脸上，像一些刺配的囚徒……可怜的人，恰似《诗经》中描述过的"小星"一样的小技术官，在科举之外，又在科学之外，貌似朝廷官员，又算不上文臣，更像国家奴隶，别人行使权力，放浪形骸，而他们时刻必须遵循秩序……这种工作到底是否有意义——自封的劳碌，辛苦，看起来他们工作理应获得回报。

但是苏大人直摇头。众天文官不知道苏大人为什么摇头，面面相觑，以为这就是致命的考核。

苏颂又走到一台旧浑仪面前，指着它问："这个就是当年沈括和卫朴造的吗？"

春官正十分聪明，自以为会意，连忙凑上前来点头，"正是，就是那个瞎子所造的荒唐玩意。"

12年前——1074年，改革派——司天监沈括和盲人卫朴共同制造了这台浑仪，这台仪器并不出众，尤其是底盘很薄弱，几乎无法转动了，而且沈括不知道为什么还进行了简化，取消了一个黄道，这都给周围的天文官留下了话柄，好去攻击他一向赏识的民间天文家——瞎子卫朴。

若非是在神宗朝，若非沈括的推荐，瞎子卫朴这种闭着眼睛推算天侯的人早就会给抓起来弃市了，甚至苏轼也说他是"自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但平心而论，卫朴作为一个瞎子，他的特长——他的推算就像机器一样精准，他需要的是基础的数据——连续的观测数据，如果有了这个东西，他的确可以像一架自动浑仪那样推算出任何时间的天象。

沈括坚信卫朴的准确，在卫朴的协助下，沈括连续5年每晚三次记录和测绘月亮的运行轨迹，仅仅通过这五年临时的观测，他修正了关于月亮运行的误差。沈括和卫朴合编的《奉元历》则确定回归年为365.24358500日。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因为司天监多年缺乏对星象的连续数据（或是因为庸碌的天文官为了自保而因错误的观测擅自改变历法，同时有意无意地销毁数据），同时，周围的天文官又不乏保守派支持者，卫朴这号称"改革派"的瞎子最终得不到支持，并且反复遭到陷害，而最终没有完成历法的修订。不久就云游去了。

苏颂能理解卫朴的苦衷。他也因此相信，即使是在12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不是修历的好时机，还需要等机器改造之后，重新开始记录数据。"连续的数据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别的大科学院都没有，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参加青藏铁路这个大项目"——这也让我想起2005年——931年后的2005年——我访问铁西北科学院的丁靖康工程师时他所说的话，这个小小的差点成为冰箱厂冰棍儿厂的研究所，之所以能在青藏铁路的冻土工程中保持竞争力，完全是因为他们在风火山有一个扎实的观测站，多年对冻土积累的独家数据，而这些核心观测员，并不是科学家，基本也都是"科举之外"的工人，甚至农民工。他们沉默又吃苦耐劳。

苏颂又找到当年沈括做的漏刻，粗略地向里一看，他不禁心中一喜——都说燕肃的莲花漏失传了，其实，他的传统保留在沈括的壶里，并且得到了聪明的改进——沈括用一中间带孔的隔板，把燕的复壶分成左右两半，相当于两个平水壶，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复壶右半部中水的扰动程度，是保持复壶漏水流量稳定的又一重要措施。

"真好啊。水更稳了。这才是漏刻的境界。"苏颂又想起了陆机幼稚的抒情，不禁又笑起来。

可一边那春官还在滔滔不绝说着12年前那个瞎子如何如何。看到大人笑了，以为自己都说到大人心里了。

"太史局，经天纬地……岂可有党争！"苏颂看完他想看的东西，回到这些蝇营狗苟的世界，脸色一沉，手做削砍的动作就走出了门去。

在路上，苏颂整理着思路，并非恼怒而是一些念头使他没来得及辞别天文官们就冲出门去——他发现，幸亏有这些旧的器物留下来，使得他不仅可以借鉴它们的巧思，甚至……这些东鳞西爪的前人发明，在他的头脑里汇合成了他的理想……这是什么年代，应该做什么事情呢……他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时间……漏刻……浑仪……想到这里，他不禁又独自笑起来，仿佛是在66岁的时候，又给自己找到了一桩有意思的事情去忙。他想他这一生没什么政治理想，却充满了意义，是一个"有用的文人"——这就是真正的"实学"吗？

"我想的是，将它们合起来。"苏颂兴冲冲地总结他的想法。此时人已在韩公廉处。

"合起来？"吏部守当官韩公廉揣摩苏大人的意思，他也是新近被苏颂发现的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精通《九章算术》，善于构思机械结构，在他看来，只要想得到的机构，就能实现。但他小心地不去触碰天文学，害怕惹火烧身，沦为奴隶一样的技术官，直到苏颂发现了他的才干。

"是啊，合起来，用时间推动天象运转……我想，宇宙本来就是时间推动的。"苏颂慢慢地说出这话，好象是在推算——

"况且……时间和天象分割得太久了……它们本是同一事物……朝廷很久没有浑仪与漏刻合而为一了，因为国初以来的天禁，浑仪的革新裹足不前，而漏刻的巧思又往往流散，连王荆公也认为天象是他的负累啊，光是时间啊，那人该多轻松啊，但人怎能无视苍天呢……当然，要合起来，现在又是时候了。"

"又？"

"是啊，其实，我今日检视太史局时，在那高大的仓库，最黑暗的角落，我见到了一台一丈过高的古怪机器，一个高大的阴影，我怀疑这仓库就是为了它的高度而加高的，上部貌似一个浑仪，下部却似乎是一个可以自动报时的水钟。说到水钟，想必你也知道，不同于漏刻，而是以水力推动齿轮转动的时间机器。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让那台旧机器运转。真可惜啊。"

"莫非就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四川人张思训献给皇上的浑仪，有天关擒纵的机巧，这个思路，比漏刻要准多了……当时就有了您现在想要的东西啊……"——

然后，他们俩应该是开始讨论对擒纵机构的理解，具体是怎样讨论的，我们不得而知，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力学的分析语言，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是在经验着各种力学的定律——比如他们在讨论水钟的擒纵机构时，实际上是在经验着一个牛顿定律：施加持续的外力一定产生加速度……那即使是漏刻中的水均匀的冲击也只会让这世界转得越来越快啊……那如何实现持续的匀速呢……时间和天穹正是匀速运转的……

很可能，接着，他们开始借鉴张思训的机械，展开思路，或者，他们重新思考了张思训所思考过的那个问题，这也是现代钟表的核心：为了均匀的颗粒状的运动使出很大的力气向前，紧接着又奋力卡住这个动作——用德国现代力学家冯•贝特莱(H•von Bertele)的话说："将重量驱动的或任何动力驱动的连续运动分割为许多相等的时段，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是一个最富天才的成就。"——实际上，这也正是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的原理。

一年之后（1087），韩公廉造出了水运仪象台的木头模型，经过朝廷的审批，开始制造高12米的真实仪器，这仪器，我后来在苏州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的仓库里再次见到一丈多高的复原品，我看到了进水部分是沈括的漏壶技术，看到沈括当然就想起了燕肃的漏刻……然后水车一样的擒纵齿轮想必是受到张思训的启发，每个水车的斗里注满了水之后（不同的是，张的机器为了防止冬天结冰用的是水银，但后因水银有毒而废弃不用），会向前滑一格，我用手表测了测，这个时间是33秒，然后是宝塔一样的报时部分，代表时间的百官轮流奏事，每个人代表古代时间的一刻（一天分为100刻），上下各有敲钟的机械人，这冗长的队伍让人想起宋朝的数量爆炸的文人，这也真是宋朝的象征啊，天地之间都是文臣，但他们此刻在时间的坐标中一丝不苟，也许每个人最终要安坐在时间给他分配的角色里，不再对自我有什么幻想……其上是一个人工绘制的假天象，代表星星的木珠穿于绳子，上是开阔的观测台，通过开关天顶，可以随时看到真实而无垠的天空，校验假天象的运动是否和真实的宇宙一致……它完全是自动的、自在的时间和宇宙，它脱离了人力的影响。

1087年，苏颂也真的改组了天文官的班子——当年沈括一口气罢免了六名天文官，但还是没有阻止住对瞎子卫朴的迫害——苏颂这次没有什么人要保护，这个朝代虽然三党相争，但因为是对人不对事，反而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小，他们并非如前代的两派人，他们不再真正关心世界。事实上，哲宗之后（1101年），徽宗接班，蔡京为相，北宋文官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元�时期活跃的三党分子，他们的名字全部被刻在奸党的石碑上（除了苏颂），从此党争和政治斗争不再只是升降官的游戏，而随时意味着杀身之祸，太祖时传下来的"不杀大臣"的祖训不知不觉就被废除了。一个真实而唯一的天堂，交脱出去了，交脱出去了。

……回头仍说1087年罢，苏颂果然罢了那个品德不正的春官正，其余季节官留用，他们发誓努力学习和适应新的机器；同时还破格起用了一个叫刘仲景的狱卒（节级），这人竟然有着如此精妙的时间感，在幽闭的监狱中，有着完美的生物钟，加上工作兢兢业业，他从此专门调来监测水运仪的刻度，同时按时加水，他官至六品，他并不后悔成为限制严格的天文官，他是一个沉静的人，其实只想和时间打交道，而不是罪犯。

但遗憾的是，张思训更早那台机器在他死后不久，那根传说中的维系一切的机绳也断了，从此就成了死机器——我也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苏州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的陈凯歌所长，这个钟表匠出身的巧匠，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在他眼中，和古代的韩公廉一样，只要给出题目，凭借推理和分析，就一定能找到实现的机械方案，我相信，他在根据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复制这个机器的时候，肯定重新体验了古人的思考过程，因为他一再强调，他只运用了古人所能掌握的机械学和数学知识（我记得苏颂说过，韩公廉全部的数学知识就是《九章算术》），不像其他的学者，用高等数学的公式轻易地解释古代的东西。"话说回来啊……这些古机械……其实并不难，比如木牛流马，诸葛亮说得那么神，其实也就是吓唬司马的。它确实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是某种解决了山路防侧倒问题的独轮车。"——这个观点，显然和我几年前访问的木牛流马的研制者王湔先生观点不同，后者对它寄予了神奇的想象。而我那时更年轻，更容易同情孤独的、天真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后者。现在我发现，人不得不接受某些常识。虽然这是成长的代价。

但我问陈所长关于张思训的绳子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按照事物的原理，并没有碰到需要那根绳子的地方，我想……苏颂也没有找到吧。它毕竟是是可有可无的。"

"可有可无？"

"是啊，多余的，即使最奢侈的东西，也总是由最简洁的办法做出来的。"

"但没有那条绳子，机器就不能运转。"

"那可能是某种锁，就好象木牛流马的舌头。张思训是在宋初民间私自研究天文仪器，他可是冒险自荐啊，他的性格很冲动，既然有那天赋制造那机器，就怎么也忍不住把它造出来，一不怕死，二不怕从此身陷技术官的囚笼，他让那台机器，没有他就不能运转，也从没有将秘密传给其他人，可见他真是个懂得自保的人……"（本文感谢苏州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的老钟表师出身的陈凯歌老师在到处给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卖古天文机器的百忙之中抽时间和我聊给我看他那些个拟古宝贝）

关于天文史，可延伸阅读旧文：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3236

关于科学史，可延伸阅读旧文：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2584

关于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可延伸阅读新文：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cat_id=84&log_id=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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