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历史如何从废墟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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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gall | 评论(11) | 标签:胡发云, 隐匿者
题记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回忆就像剥洋葱
每剥掉一层
都会露出一些
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
泪湿衣襟
——格拉斯《剥洋葱》
一、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
在1990年的新年献词中，哈维尔说，"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
这种整个社会都浸淫于其中的"口是心非"已经深入每一个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的骨髓里，在另外一篇文章《无权者的权利》里，哈维尔将这种"口是心非"用更加生动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那里，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哈维尔在此发出了激烈的质问——"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进一步说，"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这副标语"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时，也"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
哈维尔努力教导我们说，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社会里，"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
二、没有历史的人
最近看了胡发云的新书《隐匿者》。胡云发先生在2006年的时候，经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隆重介绍而被国内众多读者所熟知。
年前看到了《如嫣》的第二版，一并推出的还有这本《隐匿者》，算是出版界一个好的消息。说是新书，其实《隐匿者》里面的小说都是胡先生的旧作了，只是借《如嫣》再版的机会一并推出来。
《隐匿者》讲述的故事很简单。副市长吉为民，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中学的老校友，这所学校正准备九十年校庆，吉为民被推选为学校校友会会长。可就在校庆之前的一天，报纸上一则报道将自己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从遥远的阴影里猛然勾回到自己的眼前。
那是文革的时候，吉为民还是一个16岁的红卫兵，他与其他两个同学一起，狠狠地批斗了自己当时的校长，他还打了老校长一个耳光，这直接导致了这位老校长回家后自杀身亡。多年后，老校长的女儿在为庆祝学校校庆而写的回忆文章里，提及了自己父亲的自杀，直到那时，父亲临死时心中的疑团还萦绕在她的心里，"问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为什么..."
老校长的女儿在那篇文章中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平了反。我们一直希望有人来说一说，希望有人能够承认这件事是他们干的，来向我父亲道一声歉，...可是，一直到今天，没有人来。那三个人仿佛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伤害过甚至残害过别人的人，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成了一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以致我在和别人交往时，常常毫无缘由地想到，他会不会是就是打我父亲的那个人呢？"，"每当这时，我的心底便立刻会充满了绝望与恐怖"。
老校长的女儿不无愤怒地说，"我们的历史，成了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吉为民看到这则消息后，内心异常痛苦，一面是自己以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校友会会长，一面是多年之前少不经事的自己在荒唐岁月中随波逐流而犯下的罪恶。他感到自回忆与现实之间是如此逼仄。
"一个人的死，与我有关，我要负我的责任。"他终于找到了老校长的女儿，坦白了自己当年犯下的罪恶。
之后，他甚至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像警察局的一个犯人彻底坦白了自己所犯罪行后，感到无比地轻松...
三、回忆就像剥洋葱
《隐匿者》里的这段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格拉斯。在2008年年初，君太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已经步入耋耄之年的格拉斯，坦白了自己曾经作为一名纳粹党卫军的不光彩历史。有人因此大骂格拉斯，认为他玷污了"公民的良心"，还要求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将其颁布的奖项收回。
对于自己袒露个人历史上的污迹，格拉斯在采访中说，"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格拉斯坦言，自己"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尽管来得晚了些，格拉斯还是将自己解脱了，也将清白归还给了历史。
四、我虽死去
由厚厚包裹的洋葱头再艰难地剥落一片。2007年。
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九十年校庆引起轩然大波。
北师大附中在校庆画册上，刊登了毛、宋彬彬、卞仲耘三个人的画像。
简介：
（1）毛
略。
（2）卞仲耘
曾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文革期间，北京地区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死后，其家的门前，有红卫兵的标语，上书："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胡杰的记录片《我虽死去》详细记录了卞仲耘的故事。
（3）宋彬彬
党内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接见，并为毛配戴上红卫兵袖章。期间，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吗？"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毛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自此之后，改名为另外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宋要武。
又，此次接见之前约半月的一天，以宋彬彬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将卞仲耘殴打致死。（参看百度百科，还有惊人发现）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90年校庆时，被评选90位"荣誉校友"之一。
宋彬彬在提供给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简介中如此写道，"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GX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
在某本书中，是这样的三言两语介绍宋彬彬，文革后，"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
在Geramie Barmé的一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接受了采访，并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这样的解释，"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
帕夫洛维奇说，这是世纪之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
但，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和继续在谎言中自欺和欺骗别人，终究是两回事儿。
不幸的是，我们分明看见癫狂的幽灵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徘徊。余杰愤怒地控诉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的同时，而旧时分子正涂脂抹粉，将子子孙孙送往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去骑马，打高尔夫的同时，正准备用二十首红色经典歌曲教育新一代的青年。
在胡发云的笔下，老校长是一个遥远的荒谬年代里，真实的悲剧角色，但却又是一个隐含着希望的喻体。
"他一直是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他一身只背叛过他的信仰一次，那就是他最后的自杀。"
而《圣经》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后，身体复活。
尾声：这一切，真的能永远藏匿吗？
《隐匿者》的最后结局是，老校长的女儿原谅了他。可是，谣言却从各种角落里起来了。
不久之后，市政府领导换届，原本很有希望当选正市长的吉为民被调入了政协...
现实如此残酷，残酷得好比看见了坦克上街。
写到这里，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胡发云先生这篇《隐匿者》分明是以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故事的原始背景。
可我再次看翻到了结尾，看见日期是1999年定稿。于是，我蓦然想起，索咪咪，书中老校长的那位女儿，曾经说过一段现在看来十分意味深长的话——
"十年前，我曾经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我已经忘了，起码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说起过。和吉副市长说的一样，仿佛从没有过那回事一样。但是，我想，这一切，真的能永远藏匿吗？"
感谢胡发云先生。
http://agall1982.blogbus.com/logs/34962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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