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中: 地上为什么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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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为什么这样红

大学时玩过一种翻牌算卦的游戏，每张牌都会有一个寓意，比如"10"代表大钱，"J"是儿子、女儿，"Q"为妻子或女朋友，"K"为丈夫或男朋友，很多地方对每张牌的寓意也许并不一致，但"9"多表示"灾难"。或许因此就有"逢9必乱"的说法，"灾"和"乱"总是连在一起的。今年逢9，今年便成为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洋务运动140周年、五·四90周年、新中国建立60周年，但是有些共和国的重大事件也是逢9发生的，但注定还是暂时不能纪念的，比如两个十年前的，比如更早，五个十年前的那一场大饥荒。

曾是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智囊"的《农民日报》前总编张广友去年一月出版了《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一书，我买来看时是在汶川地震刚刚过后，作者基于写作这样一本书，就是在退休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后不想把一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只能随时间的流逝并淡漠的共和国人民以生命为代价的沉痛教训继续蒸发，五十年前的"三年困难"就是其中最让作者耿耿的一段历史。

作者所指的"三年困难"即后世称为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据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篇文章里引述的，这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对于"自然灾害"的说法，近半世纪前，1961年9月15日的《时代》周刊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广东有着相似的天气，那时期天气不好，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但广东则是30%，所以天气并不能证明是造成内地大灾的决定因素。而另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都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并不能算是全国特大灾害。

但灾难确确实实发生了，不仅书中作者以"数千万农民生命"来记叙了这段历史的悲惨，在最近一次袁隆平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也亲口提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而造成这一恶果的重要因素就在不容许讲真话。对此，书中一是指向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各地虚报粮食产量，造成粮食实际减产，但宣传依然成绩伟大、形势大好的左倾错误，二是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原计划纠正左倾却风云突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彭德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之后自上而下又席卷全国农村，使一大批讲真话的的干部遭批判斗争。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据说庐山会议与会的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从内心里是赞成、支持或同情彭德怀等人的，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作者指出，这是民族的悲哀！

悲哀还不止在灾难发生前，灾难发生中和发生后也一样封锁着历史真相。《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除了例举了"三年困难"，又讲述了没有公开报道过的1975年淮河大水灾，这次水灾的死亡具体数字从受灾后4天遂平县委向中央慰问团上报的"全县46.7万人，初步统计死16万人"到之后一周河南省委上报"全省死亡8.56万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直至后来作者等人典型调查和分析认为"估计3万多人，最多不超过4万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清，而当时不主张逐个核实是负责人不想"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并直到灾后近3个月水灾形成调查报告转给有关领导后也是杳无音信。纪登奎后来告诉作者，不让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其实这一传统的做法直到2005年9月才由民政部常务副部长贾治邦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已经不再把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视为国家机密了"。但这句也可以视为在共和国的前五十六年里人民至少在这方面都不享有知情权，更不用说在政治上享有公开、透明，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实际为15621人）直到2000年才在纪念会上披露，距地震发生已经整整过去了30周年。

张广友的这本书基本属于个人当时采访的笔记整理，并没有述及更多的评论，但读来还是很令人深思。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至今有多少被我们共和国的公民所了解，而那些所谓的"自然灾害"在我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不会说话的"老天爷"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几乎每一桩惨剧的背后都揭示着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三年困难"源于爱讲假话，而现在"一吹二压三许愿"似乎同样愈演愈烈，2003年2月广东即严令不得报道有关非典消息，声称该病已得到控制。而恰恰在这"新闻纪律"实施期间，广东非典悄悄地向香港蔓延，并辗转传到北京、上海等地，几乎任何一次封口，封杀的都是本可挽救的人命；淮河大水灾出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指示下的治标错误，古人尚知治水堵不如疏，而当时水利建设中的缺乏综合治理却是侧重修堤打坝、建水库，结果造成毁林沙化，严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反加速了灾难来临，其实政治生态也犹如自然生态，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又何尝不是一场灾化的政治生态破坏；汶川地震周年后，相关责任人依然能够把"天灾"强调得比泰山还重，而把选址不当、建筑质量、设防标准不足等"人祸"问题淡化得比鸿毛还轻，甚至干脆对"人祸"矢口否认，不正是还在沿用唐山大地震中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势。一个人掉进陷阱爬出来后，只给别人兴高采烈地讲他是如何爬出来，而不讲他是如何掉进去的，这种个人形象在被戳穿时必定是龌龊的，而如果我们也以这种做法来捍卫"国家形象"，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以及生命。

"一个不能自省的人，是不明智的人。一个不能自省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不能更改的是已经逝去的过去，可以选择的是光辉的未来。"书中这样提到，但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反省似乎做的远远不够。当这个民族是在被梦醒时分只是倒头接着睡去的所引领，那灾祸就必定还会不断降临；当这里的人民在被梦醒时分只是倒头接着睡去的所代表，那他们做出选择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由于作者长期从事的是农业方面的采访调研，所以书中并未解开一些经济疑问，比如大跃进中因"放卫星"导致的高征收问题。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7500亿斤征购，共征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力的极限，1959年继续按虚报征购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产量是虚的，征购是实的，当时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如之后爆发了震惊全国"信阳事件"的豫东南"鱼米之乡"信阳就被各级党组织以执行"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口粮。那么，在灾害发生后，这些原可发还赈灾的粮食又去到哪里了呢？这种情况与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达到惊人的31%，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实际增长9.5%，大大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是否也有一点相似之处？请给予人民共享红利的权利，而不要让人民在虚假和被破坏的生态里再一次次用鲜血把地毯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