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翻书之大清特色的体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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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和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大清国的君臣们前所未有的兴奋。一方面,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列强似乎也不再视中华为 病夫,而是有一段时间的甜蜜合作期了。被洋人打得晕头转向的大清君臣们,此时恢复了一定的信心。虽然邦国有难的警报依然未能解除,但"同治中兴"太像唐朝中期的"开元盛世"了,似乎,又一中华盛世就在眼前。
此前,帝国面临的外侮,逼迫人们去观察国外的世界,研究他们的财富和制度。就是国内的那些人,也在蠢蠢欲动,声言非制度改造不能强国。那时诱惑国人的制 度,一是君主立宪制,二是法国和美国民主制,但这两个体制都符合大清国国情,所以被皇帝拒绝。经过这一场短暂的兴旺,连部分读书人也相信了皇帝的判断:大清的制度是与时俱进的,经过相应程度的改造,也可以实现富国和永远执政的目标。
能臣曾国藩,正是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正当他野心勃勃要实现人生的大抱负时,他一个幕僚叫赵烈文的,当头就是一瓢凉水:"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就是说,现在之所以苦撑着,是因为皇帝权威尚在,50年内,中央政府必先崩溃,接着便是全国内乱。
曾国藩苦思一夜,次日便"不想活了"。作为朝廷重臣,他深知自己的努力正在成为一场后世的笑话。
但此时朝廷上下一片欢腾,帝国的理论家们正在忙着论证皇帝统治的有效性,他们发现,不实行那两种所谓的民主制度,在皇帝专制的前提下,大清国也可以实现富国的目标。一方面,我们可以凭着对西洋器物的热爱,实现对外富强;另一方面,民间也可以实现相当部分的经济自由,从而使发了财的臣民们感谢皇恩浩荡。
天朝的理论家们将这套体制用一句口号概括了精髓,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清特色的体用主义吧。
从逻辑上讲,体用并不能分割,就比如用胳膊拿东西,"胳膊"和"拿"是一体的,这两者并不能构成矛盾,也不构成因果,甚至连先后次序也没有。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知如何归类的范畴,成了帝国统治最灵验的理论。这句话如果用另一个白话来讲,类似于"吃饭用嘴,装饭用碗",毫无逻辑可言。
曾国藩是这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连理论本身也是他提出来的。至于他本人是否信奉这一套,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都认为,天朝自有规矩,天朝的经验或者共识,甚至可以向邻近的夷邦推广,尤其是那些那想发财又不想放弃专制权力的君主们。
此前夸夸其谈的改革者们此时气象已然消散,他们改革的努力被腰斩。中兴开始了,皇帝派出一个使团去欧洲,大臣们在日记中描述"聚跳"(交谊舞),从中观察到洋人重情轻理、而国人轻理轻情。以中医的阴阳之术,观察到洋人"血燥",所以洋人心急、皮白、发赤而性多疑。
矿山开采了,工厂开动了。皇帝满意地看到,GDP依然在高速增长,总量占全球1/4,雄视列国。臣民们依然是那样地听话,他们匍匐在脚下自称奴才,爱戴皇帝就像爱戴自己的父亲那样和谐。各地挑选的妃子依然如此楚楚动人,各地建造的行宫如此富丽堂皇。最重要的是,国内再也没有力量能够挑战皇帝的统治了。
虽然也有读书人找不到官做(他们除了做官什么也不会,或者说,实际上除了做官,或者做国企的官员,他们也发不了财),但面对大好形势,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并未因此发生群体性事件,臣民们情绪也没有不稳定,对此不用多操心。
皇帝麻痹了臣民,也麻痹了自己。当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时候,朝廷也在完善"体用主义"理论的道路上狂奔。两者互不相干,直到碰到一起。
直到1900年后,大清皇帝发现这套体用主义似乎不顶用了,国企竞争力低下,政治领腐已成顽疾。走投无路,只有实行民主。当朝廷宣布准备实行立宪的时候,竟然没有多少人响应。臣民们没有感激,只有嘲讽,这大大出乎朝廷的意料。人们对改革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有人关心皇帝在做什么,也没有人相信皇帝真的会改革,于是,大清完了。
那是1911年。孙中山上书要求改革未予理睬,他领导的革命终于走在了改革的前面。时间过得真快,此时离赵烈文预言的50年还有6年。
实际上,在这五十年"盛世"中,臣民们除了忍受,那就是在静候那场心知肚明的大暴雨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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